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乳腺癌可防可治 早筛早治是关键

本义上的强制是强制公民或公职人员实行一定的法律规范。

行政强制措施的名称毫无疑问源自苏联行政法学，但并不包含其行政处罚的部分、行政强制执行的措施等。[40] 如此，我国《行政强制法》以一部法律但又分别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包含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其共性在于强制性，其差别在于有无先行义务的明确。

[27]参见应松年：《中国的行政强制制度》、李援：《中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构想》，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编：《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3页、第51页、第54页。恢复原状的措施，其目的是赔偿已造成的损失和恢复原来的状况。这种差异在行政救济上具有法律意义，一般并不能对强制调查本身提起行政救济，而只能是对行政处理决定提起诉讼，诉讼的理由在于强制调查违法。在日本，即时强制走出警察行政法、进入行政法总论，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田中二郎（田中じろう）完成的。[21]参见[苏]B.M.马诺辛等：《苏维埃行政法》，黄道秀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200页。

[32]参见袁曙宏：《我国〈行政强制法〉的法律地位、价值取向和制度逻辑》，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第10页。[13]参见[日]南博方：《行政法》（第6版），杨建顺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4页、第133页。在发动前提上，监察建议的启动具有附随性。

宏观上，监察机关应本着对于涉嫌行贿的民营企业家能不留置就不留置的精神，将合规认定为对其宽宥适用监察措施的事由。申言之，只有监察机关主动在调查活动中开展合规激励，检察机关才能在后续的审查起诉中能动地决定是否对涉罪企业适用合规不起诉。最后，具体承办单位职务犯罪合规案件的监察人员也是监察监督的对象。四、监察合规的具体路径 （一）监察合规的监察委员会侧面 1.实行涉企监察措施从缓机制 为保障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以监察合规的推行为契机，减少单位职务犯罪中留置等监察措施的适用，无疑会对企业及其负责人产生极大的激励作用。

然而目前我国涉企合规改革并未太多涉及到职务犯罪领域。对于已被留置的企业家，虽然监察法中并无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但如果其认罪认罚，配合调查取证，并承诺合规整改，应解除留置措施。

监察机关在对单位立案调查后，应告知涉罪单位如果该单位愿意积极配合调查，自愿认罪认罚的，可以获得被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等从宽处理的相关权利。其二，《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制度规定并非遵循统一立法逻辑。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反腐败合规体系的建构已非平地起高楼，相关改革完全可以考虑现有的纪检监察体系运行状况及其实效。另外，我国企业总数80%以上是小微企业，在 六稳六保的阶段性政策取向下，部分地方对小微企业行贿现象仍保留着给政策做法。

首先，合规考察适用的主体是单位而非自然人犯罪。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在于通过检查监督国有企业三重一大决策过程、经营管理行为、制度执行、公司党员领导干部决策、审核行为，以及关键权力行使情况或决策业务流程运行情况是否依规依法，做好合规监督工作。同理来说，对合犯罪中受贿的公职人员亦不具备单位主体身份，自然也不存在合规的适用语境。在案件满足重大前提下，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模糊、法律适用困难，检察机关方能介入。

在海外实践中，反腐败合规是企业合规的核心领域。检察机关介入监察的功能在于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提升办案质量，维护公共利益。

必须查封、扣押、冻结的，尽量减少查封、扣押、冻结的范围和期限，使相应监察措施符合比例原则，将监察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但根据《实施条例》，监察机关具备调查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等单位职务犯罪的权限。

不同于宏观治理层面的合规管理，在国有企业中，反腐败合规与纪检监察部门在业务上是息息相关的。3.合规激励对象不包括国有企业责任人员 应明确的是，在国有企业中，合规激励对象仅限于国有企业本身，绝对不能包含相关责任人员。首先，就目的来说，零容忍政策与监察合规有异曲同工之妙。法务部门在合规体系建设、重大决策合规审查等方面具备天然优势，由其牵头进行合规管理是题中应有之义。较为可行的方式是对《监察法》总则部分的第11条（监察职责）进行解释。其次，零容忍政策在监察实践中的表现形式为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这种做法与监察合规的开展并无抵牾之处，反过来说，合规激励的有效实施还需建立在监察立案的基础之上，监察立案是监察合规的必经程序。

在指向内容上，合规监察建议在合规计划制定、合规机构设置、腐败信息披露、内部监督举报等方面有一定发挥空间。若合规考察对象企业的性质为国有企业，那么监察机关也应注意该企业整改过程中履行组织、领导、管理、监督等职责的人员是否依法履职、廉洁奉公。

推行监察合规的目的在于将单位职务犯罪中的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相切割。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强监察机关调查单位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正当性，进而证成监察合规的正当性，但当时机成熟时还需经由立法完善。

在合规案件中，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主要分为内部监督模式和外部监督模式，而内部监督的实效发挥有赖于外部监督机制的确立。4.监督参与企业合规的公职人员 监察机关还可以通过监督参与企业合规的公职人员的形式保障企业合规依法进行。

最后，开展监察合规有利于国企改革行动的落实。根据企业性质的不同，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作为监察建议的制发对象。本文认为，检察机关的难言之隐是监检衔接问题。二、监察合规的必要与靶向 （一）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首先，监察合规的开展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二）激活单位职务犯罪合规程序 刑事合规发轫于腐败犯罪领域。最后，在肯定了监察机关凡腐败均严肃查办的前提下，零容忍政策下也不意味着检察机关对腐败行为必起诉，以及法院对腐败行为必重判。

监察机关经过审理后认定涉罪企业符合合规条件应给出处置意见，连同案卷材料报请检察机关审查。对于单位职务犯罪，检察机关并非无案可办，而是另有顾虑。

同时在事后的合规救济与追责阶段，做好与外部纪检监察机关的协调衔接。反之，倘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采取企业合规特别程序增补模式，那么为保证单位职务犯罪案件中企业合规的顺利开展，监察法的修改幅度较前种情况更大。

而监察合规的实施对于涉嫌腐败犯罪的企业具有正、负双向的激励作用。在行贿黑名单制度确立背景下，倘若对大型企业以单位行贿罪立案，不仅会造成已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可能还会伴有国有资产流失的政治风险。零容忍政策在本质上兼顾来从严惩治与有效预防两种理念。合规制度初衷主要在于激励企业健康发展，而非对涉案个人免除或从宽处罚。

在监督对象方面，公、检、法三机关以及市场监督、税务、海关、质检金融规制、物价等行政监管机关中的公职人员均属于监察对象的法定范畴，监察机关应着重监督上述主体在企业合规中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应确保涉嫌行贿的企业依法应当享有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其中就包括了承诺进行合规整改，请求从宽处罚的权利。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在监察程序中赋予涉嫌行贿的企业参与合规整改的权利是最为妥帖的现实出口。若无针对个人的监督、调查结果，监察机关不得直接提出监察建议，亦不得以提出监察建议为由径自对涉案单位进行监督、调查。

2.开展反腐败专项合规 反腐败合规属于基础合规风险领域，是企业专项合规的重要内容。（三）实现宽宥处理行贿企业的制度化 实践中对于单位行贿犯罪的定性和立案历来都存有一定阻力。